新文化运动之后，吴宓在个人、历史、修辞乃至世界人文传统遭遇危机时，以文学为出发点探寻因应之道。本文以吴宓的文化实践为研究对象，借以思考以下问题：他如何借由白璧德对“古典中国”的发现而再次发现了“中国”；以及当吴宓将彼岸的“新人文主义”带回故国，他的文化实践又如何逸出其师的理论与偏好，反复在危机时刻介入“儒教”、“诗教”与“情教”的辩证，为中国文化根性的绵延与复生寻求方案，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转型时期开启了一条“会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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