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和俄国之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凸显了一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实践旨归不是同质化的普遍性模式，而是基于特殊性的多样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这种“特殊的普遍性”逻辑，其中的文化实践蕴含着三个基本指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保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三者之间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共时性演进，形成共生性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共时共生关系的动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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