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生活在一个动乱、伪善、龌龊的时代,内心充满痛苦。他的崇自然而斥礼法,固然是激愤之辞,实则"把礼教当宝贝"。但阮籍最大的悲剧还不在于他对礼教的似违而实依,更在于他通过咏怀、饮酒、任诞,乃至建构哲学的玄境等种种方式,真诚渴望超越而依然不能超越,依然要在龌龊的现实土地上忍受无尽的精神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