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数人暴政"这一新的问题,密尔力求在个人的自由与社会限制之间找到一条清晰简要的原则。但是密尔在阐述这一原则时却表现出了某些含混性,即一方面,他的自由学说的哲学基础偏离了功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划定个人与社会界限的标准又过于模糊。然而,当密尔运用这种自由原则分析经济政策和义务教育等实践问题时,他的自由原则的模糊性特征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从而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具有恒久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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