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关中—七河”沿线跨区域交流的讨论,探讨唐代“长安—天山廊道”形成与贯通原因,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超越了近代早期“欧洲中心观”下的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以及“农耕—游牧”对立的二元观。文章指出,认识唐朝与中亚的关系,要从“中原—游牧—绿洲(粟特)”地缘关系中发掘城镇带的形成机制及其对走廊的支撑作用,由此重新认识和丰富“中国与周边”作为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内涵。
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