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四书》在儒家经典谱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元代儒学面临着如何摆正《四书》与《六经》两套经典系统关系的新问题。陈栎通过寻找《尚书》与《四书》文本间的关联,挖掘两者在性、理、敬、知、行等核心范畴上的相通性,提出“《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说,主张“看《四书》,穷一经”的《四书》与《六经》并重观,强调《尚书》作为《四书》之源的统摄意义。对此,王祎以“同一理也”沟通《四书》与《六经》,史伯璿则提出针对性的“《四书》为《六经》本原”,两者与陈栎之说共同体现了元儒安顿《四书》《六经》新旧两套经典系统的努力,显示了这一新课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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