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是清代“《说文》学”的重要事件。同治学人围绕二者创作的题诗、跋文是他们反应、认知的直接表现。通过解读这些诗文，一方面发现由曾国藩主导《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刊刻对“同治中兴”文化重建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角度由“《说文》学”一端管见当时学人争取学术话语权以及地域、学派等认知分歧中复杂的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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