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中国城市,西方外来者与中国社群,始终处于一种空间的隔离与文化的割据状态。一方面实利主义理性,诱使两者自始至终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是文化层面的隔膜与政治层面的警惕,使两者基本不具备共识性的认知体系,与信息的完全交互渠道。瘟疫的袭来,使华洋分居的空间隔离毫无意义。所激起的巨大文化冲突,甚至比疫情本身对香港社会更具冲击与破坏力。生死危机之下,以城市整体安危为背景的公共卫生法令,摧毁了太平山街区——这一华人社群的缩影,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但也借助东华医院这一社会卫生机构,与文武庙融合,重构华人社群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进程,在中国各个近代大都市中均有体现——借助城市公共卫生体系所推动的「卫生民族主义」,构成中国传统城市治理与社群服务的现代性进程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