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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卢梭对爱弥儿的自然教育建构了这样一种客观教育学：倾向于让个体依赖感觉和直接经验来行动，将欲望控制在符合客观位置的能力范围之内，排斥主观思考与想象，养成了爱弥儿条件反射式的道德习惯；爱弥儿沿着自然法则和“教育主”划定好的成长经纬线，逐渐深陷于静止的符号之网，在远离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成为情感淡泊和心灵撕裂的宿命论者。与爱弥儿相似，保罗·威利斯《学做工》中的家伙们也对劳作与理论对立的生活甘之如饴，以反权威、反学校、反智文化的姿态来保全自己的文化能动性。然而，对理论生活的抛弃和对于特定共同体精神的依赖，让爱弥儿和家伙们错失了体验世俗外世界的机会，限制了自身向外发展的可能性，最终走向理想的幻灭。爱弥儿与家伙们的成长悲剧体现了转型社会的“卢梭困境”——始终坚持“人为自然立法”的行动者，在遭受外群体持续不断的打击和孤立后，成为“自然为人立法”的信徒，或者在二者之间彷徨摇摆。这是一种人性的冲突和困境，更是共同体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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