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个体化的表达需要在与集体的对话中找到合理的的表达空间。当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鸿沟时,个体色彩鲜明的知识分子开始感到疑惑,为缓解来自集体力量的压力,作家围绕《讲话》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反思自我的思想历程,并将内心的困惑与焦虑投射在笔下的创作中,尤其侧重恋爱婚姻中的个体。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的对话中,为两者合理关系的探讨作了可贵的尝试,显示其独立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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