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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对于李顿调查团的评价多以笼统的“失败”进行价值判断，忽视李顿调查团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存在认知偏颇。调查团的核心任务包括调查九一八事变始末与探索东北局势调停方案，其结果不仅反映在报告书里，也体现在调查团成员的进一步阐释之中。调查结果与调停方案引起中日双方不同反馈，使调查团为维护调处效果采取举措，但日本不仅没有认可报告书建议，甚至否认调查团的权限。通过再梳理调查团的调处和再审视调查团的言行，可实现调查团成败再判断。东北事实调查之成功间接导致折中调停方案之无效，调查与调停在效应上形成互斥，其体现了国际联盟及其机制在东亚适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程度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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