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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洛伊德晚年对中国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刻意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工作与生活之中，但其著述却鲜少提及中国。本文梳理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几处论述，总结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弗氏对中国的了解间接来自19世纪西方汉学家的文字记述。作为服务于西方政治霸权的东方学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在其中被想象成一个有待被征服的异域世界。这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失真话语，也间接渗透到弗洛伊德涉及中国的论述之中。因其独特的犹太人身份，弗氏虽对东方思想表现出一定兴趣，但对泛东方道路持保守态度。他刻意与东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没有对中国文明作深入研究。其次，弗氏重视语言的心理载荷，推崇文字考古。在前人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下，他认为原始的象形文字蕴含内在的心理规律，并试图借助中文避免语义模糊的内在法则说明梦的心理机制，论证模糊的梦境仍然可被阐释，且具有唯一解。但因其对中文了解有限，这番努力并不成功。第三，弗氏关注古老民族的传统风俗，并将其视作具有普遍心理学意义的文化遗迹。在这一背景下，他将中国女子的缠足风俗解读为阉割情结的替代形式；这一说法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与其对性别、器官和图腾崇拜的认知一脉相承，也是他从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社会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总之，弗洛伊德取中国文化为己用，但也因其认知的局限而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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