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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体重指数( BMI) 对接受免疫治疗的晚期肝细胞癌( HCC) 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内科接受靶向治疗( T 队列) 、免疫治疗( I 队列) 或靶向联合免疫治疗( T+I 队列) 的 119 例晚期 HCC 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治疗前 BMI，将患者分为两组: 非超重组( BMI<23 kg/m2) 和超重组( BMI≥23 kg/m2) 。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计算不同队列下各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 OS) 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PFS) ，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疾病控制率( DCR) 。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预后的影响因素。I 队列中纳入炎性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 NLR) ，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 曲线确定 NLR 的最佳截断值及其评估 OS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 NLR、BMI 联合 NLR 与预后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 119 例患者，按照治疗方式分为 3 个队列，其中 I 队列 41 例，T队列 41 例，T+I 队列 37 例。Kaplan-Meier 分析结果显示，在整体人群中，超重组患者的中位 OS 和中位 PFS 依次在 T 队列、I 队列、T+I 队列中延长，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02,P= 0. 029) ; 非超重组患者中位 OS 和中位 PFS 在 I 队列、T+I 队列中均有延长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对整体人群行 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BMI、既往肝切除术、既往肝局部治疗为影响 OS 的独立因素( P<0. 05) ，性别为影响 PFS 的独立因素( P<0. 05) 。进一步对 BMI 在各队列中进行分析，I 队列: 超重组和非超重组的患者 OS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R= 0. 449,95%CI: 0. 207～0. 970,P= 0. 041) ; T+I 队列: 超重组和非超重组的患者 OS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R= 0. 393,95%CI: 0. 155～ 0. 998,P= 0. 049) ; T 队列: 超重组和非超重组患者 OS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R= 1. 020,95%CI: 0. 508～2. 049,P= 0. 953) 。在 3 个队列中，超重组和非超重组的患者 PFS 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 I 队列和 T+I 队列中超重组患者的 PFS 分别延长了 2. 0 个月和 5. 1 个月，疾病进展风险分别降低 26. 8%和 41. 0%。I 队列中，ROC 曲线显示 NLR 的最佳截断值为 2. 62,NLR<2. 62 组的患者中位 OS 较 NLR≥2. 62 组显著延长( 37. 5 个月 vs.14. 3 个月，P= 0. 016) ; 进一步分析发现 OS 在 BMI≥23 kg/m2且 NLR<2. 62 组的患者中延长趋势最明显，在BMI<23 kg / m2且 NLR≥2. 62 组中最短( P= 0. 024)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BMI 对各队列患者的 DCR 无显著影响( P>0. 05) 。结论 BMI 对接受系统治疗的晚期 HCC 预后产生影响，结果可能因治疗方式不同而产生差异。超重组( BMI≥23 kg/m2) 中接受含免疫治疗的患者 OS 改善、死亡风险降低，而患者的 PFS、DCR 与 BMI 未见相关性。BMI 联合 NLR 检测更能够揭示与接受免疫治疗的晚期 HCC 患者预后的关系，即高 BMI 伴随低 NLR 预示更长的 OS，而低 BMI 伴随高 NLR 预示 OS 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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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