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5-193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积极推动了法藏敦煌文献的拍摄,摄影费一度占到年度中文购书预算的六分之一。经费是拍摄工作顺利与否的关键,北平图书馆选择与清华大学合作不仅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购书经费的短缺,而且清华校方本身也是受“庚款”资助的重要机构。由于责任主体存在着公私差别,北平图书馆与各文教组织的互动都较1910年代罗振玉独力主导的被动性拍摄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