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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文学中，以人格二重性为主题的作品屡见不鲜。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这在本质上是维多利亚晚期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造成了本我和超我的普遍割裂。为此，维多利亚作家在作品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各种可能化解这一危机的假设。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和王尔德的戏剧《认真的重要性》是当时深入人心、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本文试以这两部作品为例，分析二者在化解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上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方式，指出前者试图以功利性的科学方式解决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注定以失败告终，而只有后者审美性的艺术方式才能真正化解人格的二重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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