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武汉政权下的“建设革命文化”运动中，诗人与批评家们第一次从理论层面讨论起诗歌与音乐、戏剧、宣传画之间的形式综合问题。3月底，茅盾撰写《〈红光〉序》，提出“标语口号”是“时代的真文学”这一命题，同时寄托了对“未来诗人”的主体想象。大革命失败之后，左翼文学走向组织化的阶段，“口号诗”也因其破碎、断裂、情绪化而被扬弃，但对于文学社会化的讨论则延续了下来，成为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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