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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参考英吉·考尔对自然共有物、人造共有物、政策产出三种全球公共产品的类型学区分，可将当今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归结为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消费过度、利用不足和供给缺失三重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环境问题的非对称影响、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博弈以及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固有缺陷。在湄公河地区，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管理困境日益凸显，并可能对中国周边安全态势造成冲击。当前应对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管理困境的途径主要有：推动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私人物品化和俱乐部化；通过去安全化策略使环境问题回归到普通议题范围内解决；推进全球共同体意识和全球价值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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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