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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革旧俗,造新民"是五四以降中国社会的共识,梁漱溟及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当时一支积极的建设力量,其在邹平获得乡村建设试验区之后即着手对邹平的私人生活进行改造。在梁漱溟看来,改造私人生活一方面是为再造乡村的伦理情谊,更为关键的则是为国家建设探寻道路。邹平的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绩效,与其再造可信的代理人、户籍信息管理网络等因素有关。邹平改造私人生活的运动与同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及中央苏区的私人生活改造运动关系密切,都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建设道路的探寻,也是不同主体面对不同困境时做出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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