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六家要旨》与《汉书·艺文志》中的"阴阳家"有所不同:前者中的"阴阳家"不指向邹衍,亦非司马氏家学,而是《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一系的四时教令体系。其基本框架仍然是以四时为基础,四时之大顺是其核心,"中央土"一系仍然没有与之相配的时令。邹衍则属于《汉志》的"阴阳家",其旨虽归于仁义节俭,但其多论天地灾异,不学经艺,不应归之于儒家。五德终始说以五行为框架,五德传于谁取决于五行相胜的次序,而何时传则在于阴阳之数,配合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类同性。五行与阴阳四时融合时别出一"季夏"来,以与土相配。"中央土"和"季夏"是阴阳四时与五行融合的不同框架的显著区别,也是邹衍与四时教令的差异,更是阴阳家的不同派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