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21世纪以来，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生物安全战略逐步形成，其变迁体现两条逻辑：在认知层面上，美国对生物安全的重视不断提升，并逐渐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上，生物安全战略的实施手段不断充实，包括完善法律框架、优化人事安排、拓展国际合作等。拜登执政后对美国的生物安全战略进行修复和升级，在国内，完善体制机制并投入更多战略资源；在国际，注重多边外交并调整与盟友伙伴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然而，拜登政府实施生物安全战略面临诸多挑战。在国内，政治极化和金钱政治成为阻碍生物安全战略实施的体系性弊病；在国际，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无法掩盖“美国优先”这一核心战略目标，愈发复杂的舆论环境也放大了发展中国家对拜登政府的不满。从长远看，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但仍然面临严峻的内外环境；同时，美国的生物安全战略将对中美博弈和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格局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