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兄弟》《文城》中的暴力与苦难以及对于二者的平静态度，沟通了余华对20世纪中国的整体记忆和想象，它们证明余华的创作“转向”并非那么明显，而是始终有一条线索贯穿着。通过个体经验与历史现实的融合，余华用这三部作品概括出了自我对于现存世界的认知图景，并在这图景里寄寓了微温的同情、平静的讽喻，以及寻找个体存在证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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