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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采用200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将政府和企业主导的环境规制方式分别用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来表征,通过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作用下污染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性。结果显示,区域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是造成污染产业转移的原因之一。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东、西部地区的污染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有效抑制了污染负外部性,但是东部地区在该工具的影响作用下会加速污染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加大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难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强,同时在区域内的治理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受到两种环境规制工具的影响最弱,需采用灵活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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