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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对当下“超工业时代”最具诊断力的哲学家，他指出了当代文化中切实存在但也不至于令人绝望的“象征的贫困”，并且以艺术和电影为实例建构一种基于“社会雕塑”的治疗方法。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的哲学包含了一种广义的电影理论，可以归纳为器官学、经济学和生态学三个维度。这种理论同样呼唤一种新的电影行动主义，即如何在技术奇点的时代“包扎”电影，延长其心智性的回路，以确立一种未来基于技术多样性和心智多样性的负熵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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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