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脱贫攻坚战的打响解决了困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显著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基层自治结构的瓦解和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消逝也成为脱贫后少数民族群众面临的新问题。贫困的复杂意涵使得体现国家政治发展原则的货币化贫困概念和硬性脱贫指标与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观贫困认知和社会文化传统存在差异。而脱贫攻坚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和行政权力下渗进一步遮蔽了这种差异。文章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正当性基础需要悉心建构,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实践应遵循一种父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方面体现国家的意志和责任,大力引导民众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立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和风俗文化传统来进行适宜的扶贫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