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作为朱光潜的早年成名作,虽未直接论述美学问题,却暗藏着理解其美学起源的重要讯息。在应对“后五四”时期青年中普遍流行的烦闷问题时,朱光潜提出了以文艺来平衡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纾解思路,而这又根源于他把情感视作人类社会文化生活本质的认识,他与杜亚泉关于“问心的道德”与“问理的道德”的论争,便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方法论。从思想史视野来看,朱光潜对情感的重视及其认为情感生活优于理智生活的观点,既是对科玄论战中梁启超方向的接续,也体现了其在急遽政治化的“主义”氛围下对启蒙理念的坚守。可以说,正是这一情感启蒙进路,在促成朱光潜政治反感态度的同时,也形塑了他以个体完善来进行社会改良的美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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