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鼎革后,日本在对朝鲜人的笔谈中,早期借助崇明贬清,解构清的"中华上国"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中华"论争中,打造"神国""东方君子国"等理念,继续"斥中"同时,也基于政治目的"抚朝",试图笼络朝鲜到日本的政治秩序内;并重构"神州"概念,提出"中华移易"说,进行"尊己自华"宣传。对此,朝鲜人基于"事大"之职,必须维护清的"中华上国"地位,但又不舍"思明"衷情;在"文化中华"论争中,既要抵制日本的政治"斥中",又想突出自身文化的"中华赓续",还要维系对日"邻好"。因而,在"孰是中华"论辩上,大多采取沉默对抗方式,以消解日本的政治文化企图,但也有少量为清朝文化的间接辩护。在相对摆脱文化束缚的"神州"论辩上,朝鲜方面从"地望中华"角度,依托"夷夏之防"理念,通过维护清的"中华神州"地位,有力回击日本的"自华"与"斥中"。双方"中华"观的碰撞中,可见日朝两国知识界"中华"观演变的复杂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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