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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建构了“陶渊明独爱菊”及与此相关的“事实”,并随着理学优势地位的逐步加强而成为“常识”。周敦颐由追慕元结而“类陶”,在北宋“慕陶”风气下，曾被时人视为当时的陶渊明。但是，在嘉祐末期至治平初年世风和危机的交迫下，周敦颐深刻反思“慕陶”问题，进行了“脱陶”的调整和改变。他一方面对“君子”和“隐逸”赋予新内涵，在托物咏志中，使得菊花所具“君子之德”的传统遭到断裂和遮蔽。另一方面，强调在“无可无不可”中的实干与责任。由此在莲花的文化意象中，展现出柳下惠风骨，并直追孔、颜的精神世界。这一走向既改造了陶渊明的文化形象，也为后世留下了新的言说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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