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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通过比较吐蕃金石碑铭、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后世藏文教法史中对止贡赞普(Dri gum btsan po)父子时期叙事的重要区别,认为后世藏文教法史实际上对《敦煌吐蕃赞普传记》首节中的相关叙事从叙事定位到叙事主题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通过这种改造,后世教法史创造出一种以吐蕃王族支属库氏家族(Khu)为叙事主角,以其辉煌功业和起源为主题的历史叙事新版本。这反映了以库氏为代表的吐蕃王族支系,在后世为全面强化自身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而进行叙事重构的努力。同时,后世教法史中出现止贡原有二子变为三子的叙事细节变化,蕴含着藏族史家在修史之际有意识的文化举动。这一细节改造之举,意在通过叙事重构,发挥历史书写所隐含的助推族群抟合、强化族群内部认同的文化功能,也体现了藏族史家在修史时对历史书写所持文化功能的明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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