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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分别指向中国的国情基础和内生制度，此两者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也是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中的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参照标准。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引入“唯物基础”概念来扩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约束经济基础的客观“地理—人口”条件的学理解释，并将其与初始产权条件、初始技术条件进行关联分析，得到决定内生性制度的条件组合，以此来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解释社会发展的不同演化方向和剖析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把握历史主动，以高度历史自觉引领全体人民全面有意识演进”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特征，有意识地调整唯物基础以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需要是实现有意识演进的主要方式。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演进阶段既是革命党也是应然的执政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和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政党特征。只有充分理解国情基础、内生性制度和其决定的发展阶段性，才能深刻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内涵，才能准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在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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