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在宋代及其之後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是《通鑒》編纂的史學史脉絡化工作却異乎尋常地缺乏,本文試圖承擔起這個工作,首先鳥瞰宋代史學整體所呈現的編年史復興現象,接着具體追溯司馬光歷史書寫生涯中由《通志》到《通鑒》的委婉過程,從而聯繫到皇家觀點偏好的歷代君臣事迹主題史學,而後者正是真宗朝最重要的文化成就的大書《册府元龜》。在這個從《元龜》到《通鑒》的發展脉絡中,同以資治作爲歷史書寫的目的,却代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書寫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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