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9年以后,随着美术教育的正规化,部分老一辈木刻家深感木刻界陷入“停滞”乃至“不景气”的危机中,木刻作品与一般绘画的区别亦逐步缩小。与此同时,不少木刻元老亦在创作中愈发呈现出精细化的趋势,以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描写现场“群像”的需要。随着木刻创作的学院化,以及业余美术普及教育工作在工人群体中的开展,描绘建设者与建设现场关系的题材进一步得到深化,木刻创作者的视角亦逐渐从工厂外部来到工厂面前,甚至深入车间现场,愈发直观地呈现出昔日革命木刻1949年后所面对的种种复杂关系。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