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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史学本位视域，钱谦益以“说部”指称子部“小说类”,以“征信”为评判的首要依据，将“稗官说家”并举强调“说家”可资存“史”的价值。钱谦益有关“说家”的认识并非聚焦于子部小说的形态与本质，而是着眼于史学价值。这与其强调为“文”应关乎“世运”的认识相一致，亦是《绛云楼书目》对“小说类”进行作品归置的指导。陈景云对《绛云楼书目》的小说注解亦以“征信”价值为准绳，表明钱谦益的小说批评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与发扬。而《绛云楼书目》从史学视角的考察思路与《四库全书总目》从政教视角考察的思路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并不尽相同，以至于彼时关于“小说(家)”的评骘意见多有扞格之处，却也推动着时人关于“小说家类”批评的多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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