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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公羊传》逢丑父欺晋而存君一事，董仲舒讥丑父“欺而不中权”，何休却认为本于“王法”丑父不得称贤，但自齐观之犹可谓善，徐彦更将董仲舒讥丑父的观点归于“背经”之属。考察董、何对于“丑父欺晋”的不同诠释，可以发现：董仲舒将《公羊传》中于晋而言的“法斮”理解为抽去国家立场的“当斮”，从总体上贬抑丑父。同时，经由“权变”范畴的引入，并通过比较“丑父欺晋”与“祭仲许宋”二事，董仲舒试图将国君之尊荣设定为臣子“行权”的边界，引起了“行权”与“尊君”的冲突。不过，立足于董仲舒“执权存国”的主张以及其与黄老、法家思想的亲缘，则其以“尊君”来限定臣子“行权”的立论虽然未必合于经义，但也并非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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