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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播技术的历史书写中存在一种“技术崇敬”的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了从印刷机、蒸汽机主导的机械文明，到电报和电话触发的“电子革命的神话”，直至最近“数字化转型”的主导叙事。这种书写传统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领域的“神话与象征”路径，主张可以通过经典美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文本中某些重复出现的技术“神话”来阐明“美国心灵”。这种书写路径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了新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后者对于用文本解析来代替历史分析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事物是如何运作，而不是人们相信什么。他们不再致力于从经典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去发掘新的“技术崇敬”的神话与想象，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关心大型传播组织的日常行动，以及行动如何受到内嵌入制度形式的文化规范，或者说其所置身的“游戏规则”或表演“舞台”的约束。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即是这种从“技术崇敬”转向“组织崇敬”的代表作品。通过一种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方法，约翰关于“美国电信的发明”的书写有助于我们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厘清信息与传播技术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变迁中技术与组织、观念与行动、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多重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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