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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同一时代的教育家，博比特与杜威都曾深刻影响了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变革。博比特的社会效率取向课程观对美国20世纪初的学校课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趋于式微；而杜威的社会民主取向课程观则在经济危机后的课程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程目标观上，博比特坚持“为成人生活做准备”,而杜威则强调“儿童经验的不断生长”;在课程内容观上，博比特重视协调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而杜威则更推崇直接经验的价值；在课程编制观上，博比特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逻辑的“活动分析法”,而杜威则更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提出了“教材心理学化”;在课程实施观上，博比特指出只有通过大量的专门训练才能够实现预设目标，而杜威则强调“手脑并用”的亲身参与。重新审视博比特与杜威的课程观，尽管他们的课程主张存在诸多“立场对峙”,但其中亦不乏思想契合之处，如都主张教育为社会服务、都重视经验的积极作用、都遵循一定的科学逻辑以及都强调学习的亲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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