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文试图以“县”为尺度,在图景层面复原收音机在近代中国基层的分布。聚焦于这种“新”媒介的使用成本,基于相当数量的史料,笔者认为以“全国”为视野,收音机在不同类型县级单位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广播在这个后发大国可被直接触及的范围。在矿石收音机的可收听范围有限以及仅少部分县有民用供电系统的情况下,至少70%的县只能使用成本高昂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相对不发达的区域反而要为使用这种彼时的“最新”媒介持续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而在广袤的“偏远”区域,以举县之力维持少量公用收音机也并不轻松。近代中国整体工业化水平的孱弱是使这样的格局难以改变的深层原因。因此,广播在新中国建立前对基层地区只能直接下沉到“县”的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