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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为服务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将一切社会资源纳入国家动员体系之内，同时完成了其社会文化资源的国家化过程。日本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在中国(天津、上海等地)设立图书馆，对中国社会进行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将本应为社会公益的图书馆事业赋予国家意识形态输出和文化渗透功能。1936年日本在上海设立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是日本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馆的创设及运营，皆以日本政府为主导，作为辅助其进行所谓“文化圣战”的阵地。历史考察发现，日设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机构，其管理与运营体现出日本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的目标性；对这一机构设立和运营过程的历史考察，可以从中窥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行为逻辑，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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