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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机会的获得与人际关系红利的相关度较大,与专业教育的相关度不高。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构成"母职惩罚"。本文以陈衡哲、冰心的留学与职业经验为例,分析了留学经历赋予她们话题性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她们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由于受到家族女性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两位女作家在母亲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导致职业发展的困顿,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训诫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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