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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公吏位势最为低谷的南宋时期，“公吏世界”说反而甚嚣尘上，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反差的背后，必然存在诸多隐讳的悖论。“公吏世界”几乎是“公吏作恶”的代名词。公吏“恶象”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公吏是官府善政的失语者，基于与科学人性论存在诸多相悖之处的儒家人性论，公吏先天就不可能出现在善政书写中。不仅如此，公吏还是官府恶政的替罪羊。南宋州县官违法征税是常态，却不愿坦然承担违法恶名，遂将恶名转嫁公吏，反复宣称公吏是违法征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公吏还是官户豪横的替罪羊。官户非法攫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但士大夫的书写却极力强化本为帮凶的公吏的关键角色，反而极力淡化官户的豪横形象。在塑造“公吏世界”的过程中，士大夫成功地让公吏成为了社会负面的关注焦点和社会矛盾的缓冲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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