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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生存伦理与道德主体的视角看,拥有同一身体的农民与农民工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农村与城市这两种不同日常生活世界中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与道德准则。政治、生活、社会、道德是一个人身份的构型纬度,一旦离开对农民身份有着系统性约定的乡村场域,传统型农民不再拥有农民身份;大众传媒惯用的农民工话语也是一个消解农民的过程。农民工身份是都市社会底层的一种新型社交类型,在此社交类型中农民工的道德主体有着原生型、再生型、次生型三种构型。激活作为"农民"的"农民工"内心深处认同的、与社会公德相契合的生存伦理的引领力,比抽象的"人的城镇化"对社会公德的建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还是农民工,不同的认识以及由此建构的不同社会治理方式对未来都市与乡村的道德构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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