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读罢《教育的变革：朱永新教育对话录》书稿，我处处有感触，但是真要将每一段的感想都形诸文字，说实话也不是我现在的能力可以办到的。因此，我只挑几个项目，陈述我读朱先生这本“对话录”而涌现的感想。首先，我知道中国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教育家，组织了中国知行学会。朱先生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领导人—“知行”二字的联系，正是阳明心学的要诀之一。二〇二一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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