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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家并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学家从读者维度上释放经义的潜能，从而置换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诗性空间，才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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