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我与《史通》的缘分颇深。先大父景麟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撰成《史通校笺》,书稿后不幸烬于兵燹。1946年2月他受聘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每周课程中有“《史通》三小时”(“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聘函”)。同年8月他又兼职于贵州大学,“奔走于两校之间,任课甚忙,计开有‘文字学’‘声韵学’《楚辞》《史通》等”(《自述治学之经过》)。据他晚年回忆,抗战初期困居家乡时,曾对《史通》“下了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