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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胥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在里胥这一层级，则从来都是从民户差发充任。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新制之行，也深刻影响了基层行政。从唐到北宋中期，由于乡里(管)单位规模过大等原因，作为基层行政最要的催科事务大多由上户或充代之人掌控，相比于州县役，乡役尚未成为主要难题。随着熙丰新法的推行，在都保范围内组建百户规模的催科单位，差雇大保长等充任户长以催科，政府权力进一步深入基层，催科等行政负担被分摊至多数中户乃甚下户。及至南宋，“官督虚籍之赋，民苦破家之役”的局面遂愈发严重，因此影响了后世的里甲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