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目录学家陈准于上世纪30年代编成《管子集注》,经子学名家沈延国也于上世纪40年代与历史学家杨宽合撰《吕氏春秋集释》,同时他又编撰成《逸周书集释》。这三部篇幅很大的"集释",都因战争年代和社会变迁等缘故,或修改未能定稿,或出版一波三折,最终连书稿都下落不明。然书虽未成,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值得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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