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我的父亲戴其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调至北京市文联创研部任职，其间写下大量工作日记，因其中涉及诸多文坛大事件，非常珍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没有录音机，平时会议人们都是人手一支笔，一个本，随时做笔记，每逢重要的会议和传达文件的场合，还要专门安排书记员做记录，事后再整理打印成文件。由于父亲对待工作一直勤勉认真，写字速度快，又有很高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觉悟，所以，从他一进入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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