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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龙山时代，晋南地区聚落数量多、内涵丰富，整体发展高度超过同时期中原其他区域，颇具天下之中的气派。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晋南地区聚落数量锐减，已不见Ⅰ、Ⅱ类聚落，多个Ⅲ类聚落均是在河洛地区统治者的意愿下设置的中心聚落。商前期的聚落布局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近，但也有所区别，具体表现为对资源的掌控力度空前增强。这一时期的Ⅲ类聚落大部分靠近资源产地，且分工十分明确，是王朝行政力量的产物。商代后期，王朝在晋南的势力衰落，退缩至晋南盆地东部边缘地带，依托地势，与西部诸势力形成对峙。上述聚落布局的明显变化，说明中央王朝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调整区域聚落布局形态。这种统治方式更加接近后世的国家。周克商后，在较短时间内保持着与商晚期接近的聚落形态。周公东征后，改变统治策略。周系势力向晋南核心地带开疆拓土，区域聚落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诸侯国及其附庸势力的聚落出现在晋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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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