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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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