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美利差扩大和收窄,均会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基于外部冲击的视角,探讨了以下问题:一是利用混频DY溢出指数,研究了国际油价与中美利差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贷款和进出口五个实体部门的波动溢出特征;二是基于混频因果关系验证了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存在交互作用,进而加大了对我国实体部门的冲击;三是利用线性回归探讨了波动溢出的渠道和影响因素;四是利用经济韧性思想测度了我国实体部门的经济韧性。研究结果表明:(1)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对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是波动净输出方,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的剧烈波动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稳健发展。(2)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特殊时期,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波动溢出和净溢出显著增强。其中,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的波动溢出更显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美利差的波动溢出更突出。(3)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波动对我国实体经济存在非线性影响,其中油价下跌和利差收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显著。(4)国际油价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波动溢出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物价和生产者预期渠道,中美利差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波动溢出主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消费者预期、货币政策和汇率渠道。此外,面对国际油价和中美利差的冲击,我国实体经济的经济韧性有所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