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戴学的研究可分为《新民丛报》时期与1920年代。梁启超发现了戴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亲缘性。他主要从戴震的哲学研究方法与道德哲学两方面来进行梳理:对于戴震的研究方法,梁启超主要强调其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相通;对于其道德哲学,梁启超主要凸显它与近代功利主义的亲缘关系。这些发现导致梁启超对戴震学说的评价,从前期研究中的略带批评转变到后期的极力褒扬。转变的背后是梁启超想通过对戴学的褒扬与提倡来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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